玉足

　　中新社长春10月15日电 (郭佳 高龙安)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马长山14日在吉林长春受访时表示，对于全球数字化转型中的“人权危机”，中国基于“数字中国”和“法治中国”的战略框架所进行的实践和探索，为全球数字人权发展提供了“中国智慧”和“中国方案”。

　　当天，“中国式现代化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”人权理论研讨会在长春举行。数字人权是本次会议热议话题之一。

　　在全球数字化转型过程中，数字权力扩张、平台垄断、数字鸿沟、数据滥用、算法歧视等问题日渐凸显，带来了全新的“人权危机”。

　　马长山认为，尽管上述“人权危机”源于全球数字化转型，但并不意味着这是数字化转型的“原罪”。数字化转型创造出了超越前三代人权的新型数字人权形态，当前问题乃是未能将数字人权及其保护予以充分正当化、制度化、实践化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马长山表示，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倡导者、践行者、建设者。在2013年和2015年，中国先后提出了“法治中国”“数字中国”建设战略，在国际上倡导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“数字文明共同体”的理念，在国内塑造全民“共同富裕”“共建共治共享”的社会治理格局，积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，从而形成了“中国式”的数字人权保护策略。

　　马长山表示，面对新型的数字人权，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保护策略。而中国则确立了以人为本、数字普惠的数字人权理念，这是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这一治国理念的具体化、现实化。他援引相关数据说，2022年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.2万亿元人民币，占GDP比重提升至41.5%，稳居世界第二；数字政务协同服务效能大幅提升，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用户超10亿人，大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“一网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；数字社会建设推动优质服务资源共享，网民规模达10.67亿，互联网普及率达75.6%。

　　马长山指出，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和人权问题日益凸显，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到数字经济发达国家，均纷纷进行立法来加强规制。相比较而言，中国在国家政策、基本法律、法规规章、行业自律和国际社会等层面都采取了更加注重体系化的规制方案，并将以人为本、尊重权利、审慎监管的理念嵌入其中。比如，在基本法律层面，中国就制定颁布了网络安全法、数据安全法、个人信息保护法，这“三驾马车”确立了安全有序、公平合理的权利保障框架。

　　马长山介绍，面对全球数字发展秩序面临的严峻时代挑战，联合国、各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，积极主张制定“全球数字契约”和保护数字人权。中国还呼吁，各国可在尊重各国主权、数据安全、公民合法权益以及自愿原则的基础上，就开放数字产品的标准、范畴、管理方式、使用规范等进行讨论，逐步凝聚共识。(完) 【编辑:田博群】